进入宋朝后，为了保障农业生产，同时为了控制军用物资，宋朝政府继续实行严格的保护耕牛政策。宋朝的时候，每一头耕牛都需要在官府登记造册。如果牛因生病死亡或老死，也要上报官府，经过检验批准才可以宰杀。《宋刑统》规定：“故杀官私马牛者，请决脊杖二十，随处配役一年放。杀自己马牛及故杀官私驼骡驴者，并决脊杖十七”。也就是说私杀马牛者，除了挨板子，还得流放一年。宋真宗执政时期下诏规定：“自今屠耕牛及盗杀牛，罪不至死者，并系狱以闻，当从重断。”
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如何界定“私杀”是一个比较模糊的问题，这就留下了可操作空间，再加上宋朝商品经济高度发达，蓄养的牛数量众多，这就使得宋朝后期对处罚杀牛的刑罚有所放松。从食用牛肉的角度看，由于宋朝政府严格禁止宰杀牛，使得民间食用牛肉的风气并不兴盛。孟元老所着的《东京梦华录》记载了五六十种民间饮食，没有发现以牛肉为原料的食品；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中记载了上百种菜品，没有一道是以牛肉为主要原料的。
元朝时期:对私杀耕牛的处罚有所放松
由于元朝是游牧民族蒙古族入主中原，蒙古人原本就以食用牛羊肉为主，对食用牛肉的限制有所放宽。但是，考虑到汉地以农耕为主，还是对私杀耕牛作出了法律上的处罚规定，但在处罚的程度上进一步放松。
《元史》记载，“诸私宰牛马者，杖一百七，征钞二十五两，付告人充赏。两邻知而不首者，笞二十七。本管头目失觉察者，笞五十七。有见杀不告，因胁取钱物者，杖七十七。若老病不任用者，从有司辨验，方许宰杀。已病死者，申验开剥其筋角，即付官，皮肉若不自用，须投税货卖。违者同匿税法。有司禁治不严者，纠之。”
从前面的记载看，与宋朝比，元朝对私杀牛的刑罚有所减轻，只是杖责一百七。对合法杀牛的范围也有所扩大，对“老病不任用者”，在经过有关部门检验后可以宰杀。对宰杀后得到的牛角牛筋要上缴官府。在元末元顺帝时期，他曾下诏:“盗牛马者劓（割鼻）。盗驴骡者黥额（刺面额涂墨），再犯劓。盗羊豕者墨项，再犯黥，三犯劓，劓后再犯者死。”，对盗牛马的刑罚作了进一步明确。
在食用牛肉方面，由于统治阶级蒙古人和社会中上层的色目人都喜欢食用牛羊肉，主要是羊肉，这一时期的饮食风气出现了不少以牛肉为主要原料的菜品。《元典章》记载，元初时“内外官员士庶之家，凡是婚姻庆贺一切宴会，往往宰杀马牛食用”。《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虽是以北宋为故事的时代背景，但书中的食用牛肉却是以元朝实际情况为底本。因此，书中出现多达30多次吃牛肉的情节也不足为奇。
明清时期:对宰杀耕牛的限制进一步放松
在明清前期，对宰杀耕牛的限制曾进一步收紧，但是到了明清后期，对宰杀耕牛的限制进一步放松。按照明朝初年的法律，屠宰耕牛也是犯罪行为：“故意杀死他人马牛的，杖七十，徒一年半；私宰自己马牛的，杖一百。耕牛伤病死亡的，不报官府，私自开剥，笞四十。”
《大清律》中有明文规定，“若故意杀他人马、牛者，杖七十、徒一年半；驼、骡、驴。杖一百，若计赃重于本罪者，准盗论。若伤而不死，不堪乘用及杀猪、羊等畜者，笞三十。其误杀伤者，不坐罪，但追赔减价。“
由此可见，杀害他人牲畜罪远比自家宰杀要严重得多，轻则体罚，重则徒刑一年半，至少也要减价赔偿。但是，对那些老病耕牛，在经过官府报备后，还是可以合法宰杀。清朝《归田琐记》中记载：“（乾隆时期）达椿善啖，“家甚贫，每餐或不能肉食，惟买牛肉四五斤，以供一饱。”可见当时牛肉是穷人果腹之物，价格不高。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官方对私杀耕牛的限制愈发力不从心。到了清末年间，清政府对“宰杀马牛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新订的律法减轻了宰杀牛马的罪刑，将许多体罚改为罚金，而且罚金的数额根据当地的经济水平来制定。
进入民国后，保护耕牛的法令几乎形同虚设，食用牛肉大行其道。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工业化早期，缺乏机械化农具，对保护耕牛还是相当重视，但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农业机械化迅速普及，人民对食用牛肉的需求不断增加，牛肉早已走入了千家万户，许多牛肉菜品风靡全国，这也使得对牛的利用回归本源，幻化为饕餮盛宴，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唯独遗憾的是，那往昔司空见惯的田园牧歌，却是难觅踪迹，逐渐消失在快节奏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之中。
畜力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最为重要的动力，而用牛来耕地最为便利，因此用牛耕田最早且最为普遍，因其广泛使用，牛便被称为“耕稼之本”。因而古人称：“有田无牛犹之有舟无楫，不能济也。”西周的《礼记》曾云：“诸侯无故不杀牛”，除了必要时的祭祀和会盟，诸侯在平常事日也要受礼法约束，不得妄杀耕牛。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喜欢大明提刑官请大家收藏：(www.qqhh8.com)大明提刑官前前后后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