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的消息传到京师，为安全起见，会同时走水路和陆路，其中陆路需要十五天，水路需要八天，所以当朱允炆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三月十六日的事情了。
而此时，朱允炆刚处理完山东的事情，周新去山东赈灾，成绩斐然，灾情逐渐平息，只可惜匪首仍然没有拿获，胡濙仍在继续追查。
教匪起事的原因调查也已经送到了御前，按照铁铉、周新、景清的说法，只要是山东吏治败坏，山东左参政林远齐、济南知府赵宝汉、青州知府齐翰知等人上下起手，贪污救灾粮十五万石，克扣修河补助七万石，而当灾民告到按察使衙门时，按察使梁尚宽不是拒接状纸，就是肆意偏袒，让灾民求告无门；同时山东布政使李语迟对下面的报告置若罔闻，整日忙着吟诗作对，以体察民情为由游山玩水，有怠政之过。
这些触目惊心、触目惊心的事实，给了朱允炆当头一棒，他本以为自己得天独厚，继承了一个强盛的帝国，又有后世的见识，做起事来应该得心应手，百姓应该安居乐业才是，在后世的历史上，自己文韬武略，万古难及，但现实，显然不是如此。
所以朱允炆祭起了最后的武器，杀人！
山东左参政林元奇、济南知府赵宝汉、青州知府齐翰知、按察使梁尚宽就地处决，以平民愤，布政使李语迟罢职还乡，永不叙用；而被教匪攻陷的城池中，官员殉职者褒奖，逃脱者处死，祸及三族，从这里开始，朱允炆确立了一条规矩，失地殉国者褒奖，失地逃脱者族诛，朱允炆想用这种方法，保证官员会小心治理地方，否则民变一起，他只有死路一条，这样为了他们和家人的脑袋，他们应该会上心一些吧，朱允炆如是想。
刚收到朝鲜变乱的消息时，朱允炆非常恼火，朝鲜是整个北方战略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朝鲜不稳，则不仅倭国攻略不可行，东北更是会面临两面夹击，如此一来，则东北不可守，到了这一刻，朱允炆深刻明白，在另外一个时空里，大明为什么对朝鲜那么好，如果想控制东北，那么朝鲜的稳定则不可或缺，要么送给其土地，让其怕失去，与自己交好；要么夺去其所有，除此之外，没有第三条路。
平定朝鲜起源于建文三年，进展一直比较顺利，就在要毕其功于一役的情况下，出了这种意外，不由的让踌躇满志的朱允炆有一种挫败之感。
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过来，就召集郭英、宋晟、吴高、徐辉祖、宣信、朱信、张荣、齐泰等人到乾清宫议事，而杨荣尚在山东巡视海防，未曾返回。
众人到达后，解缙先将齐王朱榑、张紞、瞿能等人的联名奏折念了一遍，奏折是李芳干死的第二天发出的，所以内容并不多，主要是现场勘查的结果和随后的应对。
据现场勘查的情况看，大火应该是从李芳干的屋里烧起来的，起火迅速应该是屋里浇了烈酒，这一点从内院中的二十三个酒坛可以推断出来；尸骸数量共四十二具，与内院人数相同；死者的死因都是被利刃所杀，据推测应该是有人在他们的酒食中下了药，然后将其一一杀死，凶手可能只有一两人，而凶手最后应该是自尽了，据推测，凶手很可能是李芳干的內侍和护卫，其中內侍的可能性更大，內侍有四人，分别叫全永、金宪、权副、李渡，但具体是谁，已经无法考证了。
至于凶手，无外乎倭国、李芳远、蒙古，其中倭国最有可能，因为其受益是最大的，但从现场的状况来看，李芳远的可能性最大；至于蒙古，也有可能，但是和倭国一样，很难将此案做的无声无息。
当然这都是揣测，最后张紞自嘲的道，如果是局外人，会认为是大明下的手。
而应对策略其实很简单，首先齐王不能继续南下了，安全无法保证，其次快马禀报征东总指挥盛庸，让其小心防范或者返回汉京主持大局，最后向平壤、辽东、北平发出警报，警惕蒙古人突袭。
解缙念完之后，朱允炆将奏折放在桌子上，笑了笑道：“诸位，朝鲜的奏折大家已经看了，该如何应对啊？”
让朱允炆没有想到的是，最先发言的竟然是齐泰，他躬身施礼道：“陛下，臣以为追究李芳干是谁杀的并不是当务之急，当务之急是应对李芳干死后朝鲜的变故。”
“你觉得会起什么变故？”
“如今李芳干已死，同时也没有留下子嗣，那么朝鲜候爵位就断绝了，如此一来，朝鲜无主，各地官吏很可能会转向庆州的李芳远，甚至会出现叛乱，而叛乱一起，某些野心之辈就会浑水摸鱼，事情将不可收拾。”
“而李成桂在朝鲜，声名甚著，威望甚高，他起兵以来，击败红巾军、倭寇，平定内乱，实行科田法，分土地给贫苦百姓，再加上李芳远，已接近二十年，李氏已经深得朝鲜民心。李芳远叛后远窜，我大明靠李芳干才迅速稳定了朝鲜，除庆尚道外，我军传檄而定。”
“但是如今，臣担心江原道、忠清道都有可能出现变故，一旦他们与李芳远联手，那么汉京的瞿能和全罗道的盛庸就会被分成两段，相当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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