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另一方面，此时国营单位用工的现实，也由此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其实不用人民日报这次的事情，国内目前的国企危机，根子上可以说就是用工的问题。人民日报不过是让问题浮了出来，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国企用工目前是什么情况。
五十年代搞八级工资制，客观上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有力的支持了中国前三十年的工业化。
但事情在发生变化，八级工资制搞了二三十年，如今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国家职工的水平了。一个是评级困难导致工资常年不动，打破大锅饭之后为了照顾前三十年因为某些不能说的原因而没有涨工资的老人，八级工资制从开始的按能力评工资，逐渐变成了论资排辈评级别。
另一个，则是工业化发展之后，社会上多了很多八级工资制无法覆盖的人才——比如说留学生，比如说大学生。
早年念大学和尽早参加工作，这两个选择的性价比其实是相差不大的。这让很多家里条件并不是很富裕的学生，即使有考大学的能力，为了工龄长而选择了不念书而提前参加工作。大学生在前期带来的加成，和提前参加工作比并没有那么大的优势。
而出国留学回来的人才，就更无法在八级工资制里找到自己价值的体现了。就拿计算所的倪光南院士来说，他放弃了加拿大科学院几十万年薪的优厚待遇，回国之后拿的也是计算所里一个月两百多块人民币的普通工资。
这样的体制，又如何能吸引和留住那些开阔了眼界的高级人才？
项哲这个人虽然是杜撰的，但这种现象在如今的中国并不是不存在，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普遍意义。明明有高素质人才，但因为体制的原因，他们就无法发挥自己的能力。辛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刚参加工作也只能拿最基本的工资，只能把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荒废掉，去从基础的工作岗位重新学起。
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可不是大学扩招之后的素质，不说各个是人才，但在学校里学习的东西并没有多少脱离实际。比高中生多接受了四年高等教育，但工作了却可能反过来要接受比自己工作早的同龄人领导，这书念的有什么意义？
类似这样的问题，是国企陷入经营困境的根本原因之一。人民日报在九版突然开炮，可真是让好些人浮想联翩了。
胡解放从盛京谈判刚回来，看到人民日报九版上的广告，就心急火燎的回家找到了胡文海。
新科的日常运作大多都是由他来操作，人才上的短缺胡解放不是不知道，甚至可以说是最为操心的人。但作为一个“老派人”，他还是对这种“出头”的事情本能上觉得不妥。
“儿子，在人民日报上打广告，会不会动作太大了？”胡解放如今总算是肯听胡文海的意见了，没办法，这二年眼看着新科吹气球一样的膨胀起来，感受最深的人非他莫属。每天给胡文海擦屁股，再大的脾气如今也消磨的差不多了。
“咱们厂里人才也不算少，其实好苗子还是有的，慢慢培养就是了。现在把事情搞的这么大，要小心搞出政治风波来啊！”
胡解放一脸愁容，但说实话他的精神状态倒是不错。忙碌的工作并没有把他压垮，反而让他的生活重新找到了方向。
和他前世面对501厂日渐衰落而毫无办法，最终郁郁终生比起来，显然他更享受现在的生活。
胡文海也是刚从夏博洋那边回来，新科广场的项目是新科地产独立操作的，他平常基本不怎么过问。
不过夏博洋做的相当不错，账目清晰、管理完善，入春之后东北总算可以继续开工，工程进度可以说是一日千里。
眼看着新科广场甚至在年内就能提前完工，胡文海正是兴致勃勃的时候，摇头反问道：“爸，你觉得我为啥要在人民日报上登这个广告？如果内容有问题，这则广告能上的了人日的版面吗？您就放心吧，咱们这个广告的时间只有三天，掀不起什么大风浪来。”
正如胡文海所说，这年月的中国媒体还不像三十年后。和热点新闻可以几个小时就传遍全中国的互联网时代相比，这个时代的新闻主要依靠报纸传播。就算有人想兴风作浪，一两天的时间也来不及搞出什么动作来。
第二天，不等其他报纸做出什么反应、品出什么味道来。人日的第九版又是一篇天窗，仍然还是熟悉的味道。空白的版面上，只有一句话。
“何飞，十五年国企车间主任，为了儿子进厂名额而提前退休。”
连续两天的开天窗，再加上文案的内容，正常的政策宣传不会搞成这个样子。而如果是人日被塞了抹布，那上级部门更不可能让他们第二天还这么搞。很多人也开始怀疑，这或许并不是一个政治信号。保持悬念的同时，大多数人也意识到了谜底应该会很快揭开。
然而不论人日的态度如何，显然这两个天窗顺利的引爆了国内大多数媒体的关注。只比人日开天窗晚了一天，很多报纸就开始猜测这个动作的含义，或者用自己的倾向来给人日的天窗增加注释。
虽然一天时间里，其他报纸还挖掘不出什么深入的内容和思想，但人日开天窗这个事情总算是搞的天下皆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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